訪／林心如
Q：你的藝術創作會任意處理自然（天然材料，動物，景觀）與文明（受人類馴養的動物，工業化和最新技術）之間的和人，或人造關係，並且對廣義的變形有一定的興趣。這種關注和傾向是否與你的成長背景有關，或者源自你對人類世問題的某些觀察？
吳：我從小是個有點敏感但不太開朗的小孩，從有記憶以來就一直習慣對週遭的人事物保持點距離，對於跟人太深刻涉入的事情總覺得很疏離。我的老家位在台南市郊區，小時候常在家周圍還沒開發的空地遊戲，從小就習慣赤腳，玩土玩花草，有時候還幫家裡死掉的鯉魚辦葬禮。後來那些空地蓋起了房子，我就開始在自己家的花圃玩一些造景的遊戲。以前在學校最喜歡自然跟史地，反倒是對美術沒有特別感興趣。小時候，我爸媽喜歡帶我們去山上或海邊露營，但到了國小國中階段的我反而變得越來越內向，接觸世界的管道也轉成電視、書本或玩具，更之後當然還有網路。作品“你是我的自然”其實就是脫胎自玩動物模型的經驗，而“馴養”則是在反應網路的影響。
我在研究所的第一件作品「標本博物館」中的那間標本房是我小時候在補習前的空檔常去的一個地方。在我更小的時候，我曾經被動物園裡的真實動物給嚇到，因為它們跟我從媒體上認識的差非常多，它們有刺激的味道，有著不工整的外型還有難以掌控的動作。所以後來到了標本房看動物，反而讓我感到非常舒適，也許因為標本就像在媒體上的那樣，沒有氣味、永遠呈現最好的角度，還靜靜的讓你注視觀察。
對我來說不論是生態問題或是人類世其實都已經是普世皆知的事態，在我的創作中其實沒有想急切呼籲的激情或是想提出解決之道的企圖。因為我是個不太信任人類世界但相信當下的人。最終，我想我在乎的也許只是在已成為事實的狀態下找出美學上的回應之道，以及從自然與文明間的失衡中去對應到我自身面對內部(個人)與外部(社會)的矛盾。雖然沒有特別期待一定要讓觀眾看到什麼，但假如能有觀眾從我的作品中看出了更深刻的關懷之處，我也會覺得很好。
Q：通過有意識地結合或併置某些文明發明的藝術技藝，電腦科技和其他技術，你似乎在編排一段從古代到當代的技術考古學。例如，在“標本博物館”中，你將動物標本視作為最早的3D技術，而在“數位風化”系列（沿岸採礦，2014-2015年）和“多邊形”系列（Debris，2011-2016年）中，電腦運算影像和自然造型相互交織成一體。
吳：我出生於1985，成長在從類比轉換至數位最頻繁的時代。我很幸運的對過去的技術略知一二，同時又不至於對新的科技難以上手。也許是這樣的經驗讓我對相近作用但因時代而有不同的技術特別感興趣。「標本博物館」中談到的3D建模與標本的關係，起始是基於這兩種都可被稱為“模型＂的立體化技術上的比較。而延伸的「Debris」則在去除掉標本這個元素後單純聚焦在3D軟體上。3D軟體中的數位世界之所以吸引我，就在於它其實是靠著不斷收編、歸納真實世界的各種物理現象來達成說服人類感官的目的，這過程除了是一種轉換，也是一種馴化。但就如人與動植物之間的馴化從來就不是單向的，我設想也許數位跟類比之間也是呈現一種雙向的收編，(這部份於往後的「馴養」也略為涉及一二。)
數位工具雖然提升了類比時代難以企及的效率而成為主流，看似取代，但其實也把類比的基因繼承了下來。也許是成為一種觀念，一種風格，或是一種符號。比如蘋果電腦曾經大量採用的擬物化設計，或是數位攝影回頭參考膠捲時代的色感。又比如現在電腦還不時還會看到以膠捲元素設計的圖示，但其實現在誰還在用膠捲撥放影片呢，比我們更小的一輩也許只會覺得這是個很難理解的符號吧。
而往後的網路圖檔對比素描(馴養)，塑膠對比大理石(你是我的自然)等等，雖然同樣涉及時代差異，但主要的對比就不是技術性的，而是分別從行為、材質上展開。到了數位風化中的內建模組與掃描模型的對比則又是從生態/地質的想像中找到對照。我把在軟體內生成的、均質的模型們視為數位原生。相較下那些透過掃描從真實轉成數位的、佈線不規則的垃圾石頭模型們視為數位次生。而它們兩者在「數位風化」之中又因為製作的不同而產生「α」跟「β」這兩個系列。「α」以自然中的自然物與人造物互相攀附交結為靈感而成，「β」則是單純以次生的模型做繁殖演化。
Q：博物館學是您藝術創作的另一個主要面向。各種展覽展示的形式，架構方法等…對於諸如“標本博物館”， “格拉芙拉特：牧犬傳”（2017-2018）都是一個很必要的部分。前者的展覽以及其他作品的展出似乎都不可以避免的受到驚奇室（Wunderkammer）的影響。請談談你的作品中的此類博物館學式的應用，以及你對於博物館以及人為創造的展示結構的看法？
吳：驚奇室收藏普遍被認為是西方博物館的濫觴。而我創作中常出現博物館學形式的挪用跟我很喜歡“收藏”有很大關係。我從小就很愛收集，我喜歡逐步完善的成就感還有發現的興奮感。引發我想要收藏的動機多半是因為好奇，有些收藏因為好奇引發的探究而轉變成我創作的源頭，但更多只是作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收藏中以人造品為多，我喜歡看著我的收藏去揣摩製作出這些東西的人的想法，所以我覺得也許我對“物”的執著，其實是一種起因於我想跟“人事”保持距離卻又無法全然脫身而不得不的移情。
這些成為我創作元素的收藏品，我往往都會用最尊重，全無更動的呈現方式。也許這也是我的展覽給人一種博物館學印象的原因之一。因為我常常感到這些物件本身的故事和意義更勝於我衍生而出的藝術，去對他們做出(永久性的)改造好像是一件失敬的舉止。比如在「標本博物館」中那些用3D畫的框，其實是轉化自我對照片裡頭標本的想像與解讀，但因為我不希望介入那些畫面，所以我在周圍做了框。又如，「沿岸採礦」中的垃圾石頭，這些垃圾本身的質感就已經承載了很豐富的訊息，他們渾然天成的造型是自然跟時間的巧作。所以在展出時，我選擇了原封不動的展示這些垃圾石頭，但透過3D掃描這樣無破壞的方式來把他們延伸成為另一組作品。另外，我也很喜歡博物館象徵的很有理性很有秩序地歸納方式。也許這是源於我對外在世界的不確定感，博物館看似很有條理的系統提供了我某種踏實感。
「標本博物館」還算是美術館形式的典型想像。後來在「國道一號國家公園」中我嘗試比較偏向自然科學博物館的呈現。再到了「牧羊犬」這個系列大概又比較接近工藝品博物館，而未來隨著歷史性元素的增加，或許又會呈現另一種樣貌。
Q：關於駐地方面，你目前分時住在台南（出生城市）和柏林。請談談在這兩地之間過渡的經驗給你個人和身為藝術家所帶來的影響。你如何看待在這兩個城市之間生活經驗和創作靈感的差異或連續性？
吳：雖然柏林相較歐洲其他城市已經是比較生猛混亂了，但跟台灣比較還是有秩序許多。從台南到柏林對我來說最大的不同大概就是在生活上碰到的有趣東西比較少吧。在台南總是可以看到很多亂七八遭的現象，比如「JTC」這個系列就是從在台南(或廣義講台灣)的路上經驗而開始的。在柏林總覺得城市景觀很單調，雖然有很多有趣的事情發生在有趣的空間，但多半有點隱藏；不像在台灣訊息常常過量到近乎猥褻，曝露在生活之中想躲都躲不掉。而在柏林的好處就是因為干擾變少了，自己獨處的時間也因為生活圈縮小而變多，想事情似乎能比較專注。反映到我創作上的轉變—我在台灣的作品大多比較直接，感官張力也比較強；而到了柏林後開始放掉強烈的形式，而轉向有個研究對象在被背後驅動的計畫型創作。
Q：請談談你即將前往秘魯駐村創作的計畫。你將探索該地方的哪些方面？主要概念是什麼，將以哪種具體方式實現？
吳：馴養一直是我的創作之中一個重要關鍵字，對我來說馴養是自然與文明之間的雙向動作，或說是一種在自然世界和人類世界之間的妥協典範。而馬鈴薯做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馴化植物之一，在他的發源地秘魯，不但保存了世界上最多的品種，同時圍繞著這些多樣品種背後，還有著許多關於原住民文化、生態多樣性等很不同面向的討論空間。這次在秘魯的計劃因為只有兩個禮拜的匆促時間，我希望能鎖定在當地的市場以及一個位在庫斯科附近的馬鈴薯公園作為主要的研究基地。